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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赌博:两人经常来

   发布时间: 2016-05-30 03:05:53    来源:博彩执照监察协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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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1976年(下):一个无可救药的"道德败坏分子"

1976年6月,正当柳坪大队的两派斗争激烈进行时,平县县委组织部派人向1949年后柳坪出身的第一个国家脱产干部王保卓宣读了处分文件。王保卓自从1971年1月在整党中被告发向党隐瞒1949年前曾参加反共组织的问题以来,一直被停职,接受组织对他的全面审查。现在组织部来人宣布正式的处分决定时,王保卓心里多少还有些激动,因为这意味着这种不明不白被“挂”起来的生活总算是要结束了,组织上总算要对他的问题给出一个最后说法了。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苦苦等了5年半,等来的却是这样的结论:

“王保卓由于不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严重沾染了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乱搞两性关系,累教不改。特别是1966年在邻县搞‘四清’运动时,多次奸污社教积极分子梁某,整党运动中又翻案;更为严重的是长期与地主子女严某通奸,当组织调查期间,又主谋策划,订立攻守同盟,捏造事实,诬告区委领导同志与严某有两性关系,企图陷害他人,逃脱自己罪责。情节严重,影响极坏,已丧失一个共产党员品德。县委决定给予王保卓开除党籍,行政上开除工职留用两年的处分,每月发生活费25元”。[1]

王保卓在长期的被审查期间,曾经写过无数次的自我检查,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和作风上作过全面的反省。我们从厚达近200页的王保卓惩诫档案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参加革命的历史同时是他不断犯错误、不断接受组织审查、不断爬起来继续前行的历史。他曲折的革命历史构成了共产党苦心在乡村塑造新人的一个历史缩影。我们感兴趣的是两个问题是:党曾经是如何塑造他的?为什么党到1976年最终放弃了对他的塑造?

我们先从政治上来看。王保卓第一次接受党组织审查是在1957年。这起因于“大鸣大放”中,柳坪村有人检举王保卓曾当过伪保队副。历史清白是党对自己要培养的党员干部的基本期望。但是,党并未期望所有党员干部都能做到历史上毫无污点。除了污点的性质大小之外,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党员干部是否能对党如实交代并作深刻反省。忠诚是党对党员最重要的德性要求。查阅王保卓的档案,可以发现他在1954年6月加入共产党时曾经向党交代过他1947年当过三个月的伪保丁的历史,他也承认当时拉过村里两个人的壮丁。但他没有提及伪保队副的事情。是否隐瞒个人历史显然是对党的忠诚度的一个试金石。因此,党组织专门派工作组去作了调查,结果发现这是子虚乌有的事。王保卓的第一次被审查就这样顺利过关。

忠诚是人内在的德性,其外化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要讲真话。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讲真话有时却也可能被看成是不忠诚的表现。王保卓遭到的第一次正式处分就是由于他讲真话引起的。1960年3月王保卓突然因为“损害集体利益的错误”被撤消党内一切职务。当时党组织没有具体说明他错误的表现,是后来对他的错误进行甄别时才公布的。

1959年,王保卓时任山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区委在饥荒已经大面积出现的时候,还硬性分配给山阳公社246万斤的粮食征购任务。而山阳公社实际只完成了205万斤。王保卓亲自去柳坪等若干大队实地调查后,向区委反映说“农村确实没有粮食了”。就是这句实话使他招致了撤职。1961年7月,上级党组织对王保卓所犯的错误进行了甄别,说“当时某些大队有实际问题,也有思想问题。某些是王保卓同志在认识上的片面,而不是有意的损害集体利益。”也就是说,党后来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原谅了王保卓,但仍告诫他在认识上是有问题的。

因此,忠诚并不是简单地等于说真话,有时候说真话是需要讲究时机和方式的。懂得这一点,才是一个干部成熟的表现。

我们再从经济上来看。王保卓第一次因为经济上跌跟头还是在土改复查时期。他在柳坪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时本是大红大紫之人,不仅是本村村长,还兼任了乡民兵中队长。但在土改复查时,因被人告发贪污地主浮财,被工作组免了他的村长一职。据我们所作的口述史访谈,不少老人说王保卓当时也没有多拿多少。只不过广大农民经过土改所焕发出的平等意识已经难容任何新的不均了。对此,党一边很理解和支持农民的情绪,另一边倒也不认为王保卓的这种错误是不可宽容的。因此,两年后,王保卓复出,成为村里第一个初级合作社的社长。1954年他在村里第一个加入了共产党。1956年他出任副乡长,从此开始成为国家脱产干部。

1964年4月,正逢农村第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俗称小“四清”)运动的开展,王保卓在新乡公社党委书记任上,因为经济问题遭到了处分。这份处分决定书是这样写的:

综上所述,王保卓同志的错误是为首贪污布证和公款,套购粮食等。尤其严重的是贪污布证的问题,经过县、区委多次会议和在社教运动中,都未作交代,后经社教工作组的耐心教育帮助和个别谈话,最后比较诚恳地交代了自己的问题,认识了错误,已退出贪污现金120元,并表示决心改正错误,且工作表现较好。因此,经1964年4月14日县委研究决定,给王保卓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下划线系引者所加)

我们从这份决定书可以看到,真正严重的错误并不在于经济问题本身(只要不是涉及巨额款项),而在于是否如实的交代。也就是说,对党的诚恳态度也是党在经济问题上对党员干部首要的德性要求。交代错误、认识错误和改造错误远比错误本身重要得多。因此,王保卓后来的迷途知返仍得到了党的谅解。1966年,在规模更大的新一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大“四清”)中,王保卓重获信任,被委派到外县任工作组组长。

我们下面再从生活作风上来看。

1947年3月的一天,在柳坪村地主严太元家作帮工的王保卓引诱严太元的女儿与他发生了性关系。两个月后,严太元发现了王保卓的不轨行为,准备将王保卓吊起来狠狠地教训一顿。王保卓落荒而逃,直到1949年解放军快要进县城前才回到村里,参加了民兵组织。

1955年9月的一天深夜,身为柳坪初级农业社社长的王保卓乘邻居张正秀的丈夫严和田外出,抽开隔开两家的篱笆门,来到张正秀的房间。王保卓也没有说什么话就与她发生了性关系。一个月后,严和田发觉那个篱笆门上的灰尘没有了,篱笆也被弄烂了。严和田用篾条将篱笆门重新修好,随后又与张正秀发生了争吵。王保卓知道后,终结了与张正秀的两性关系。

1967年7月的一天,公社党委书记王保卓与柳坪大队的地主子女严世国在去另一个大队的路上发生了性关系。他们两人的这种关系一直保持了半年多。王保卓因为生活作风等问题于1971年被停职,1976年被开除党籍和工职。

这是王保卓漫长而丰富的“生活作风史”的三个片断。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性与革命、性与权力之间微妙的关系。

第一个片断暗示了性可以成为贫雇农阶层积极参加革命的启动因。王保卓当年因为诱奸地主女儿而被迫逃出村里,直到1949年才回到村里。[2]也许就是因为与地主家结下的这一仇梁,王保卓特别热衷于参加村里的武装组织,为自己壮胆助威。他回村后先是当了几天国民党的反共基干队队员;在解放军进入山阳区后,他看苗头不对,又转过来参加了共产党的民兵组织。由于他在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中表现得特别积极,很快获得了组织上的信任。

第二个片断则展现了革命一旦成功,权力一旦在手,就可以拥有在身体占有上的某种优势或特权;而遗留在家庭内部的、丈夫对妻子的性特权与之相较只能是自愧不如。受害人虽然很快从两家之间笆篱门上灰尘的消失、篾条的残破察觉了他妻子与王保卓的关系,但他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仅仅是与自己的女人吵架而已,对王保卓则既往不咎--显然,今天的王保卓早已不是6年前那个喜欢赌博和沾花染草、被捉奸后落荒而逃的“棒棒”[3]了。权力尽管在对身体的占有过程中并没有显出它的青面獠牙,但它仍让普通村民感到它某种难以抵抗的身体特权。此后十几年,王保卓与多达十几人次的通奸或诱奸经验均无碍他在政治上的升迁,就是对这种特权的不断验证。

然而,第三个片断又表明,这种性特权绝不是没有底线的。王保卓参加革命以来犯过种种错误--经济上的贪污、政治上的右倾、生活作风上的败坏,经历过许多次审查,受到过各种处分,但以往一直是被组织上作为自己人予以教育、团结和保护的。但为什么他这次会遭到对一个公家人的最高处分--“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工职)呢?党对他年轻时短暂参加过反共基干队的这种错误都可以原谅,难道性质要轻得多的生活作风问题会是党更不能容忍的错误?难道真是这问题把一个为党辛辛苦苦工作了几十年的同志的政治生命彻底给葬送了?

我们同时也疑惑,这种性特权是不是都建立在单向的引诱或有形无形的压制的基础上的?与王保卓发生性关系的女人们到底是带着怎样一种心态用自己的身体去面对王保卓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王保卓在1949年后第一次发生婚外性关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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