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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美军战俘营中地下交易:囤香烟倒卖彩票

时间:2017-10-24 15:34:49        来源:

  17号战俘营里有大批理财高手,也有为数极少的败家子。为了获得足够的食物,并不断扩充自己的“金融帝国”的势力范围,很多战俘用香烟换米饭,而且玩的是期货,香烟完全是预付的。总的来讲,风险不大,除非遇到了破产者。预付香烟换米饭所取得的期权可以随时兑现,并可转让,全看期权持有者的需要。他可以第二天就兑现米饭,也可以在两个星期之后兑现。

  这里有一个时机问题,我就是玩这种供求游戏的高手。这种游戏通常是这样的,举个例子,当香烟供应量大的时候,一碗米饭可以换10支香烟,当香烟流通量变得最小的时候,一碗米饭只能换一支香烟,绝大多数香烟都被抽掉了。等到日本人再给我们发香烟的时候,通常是每人一包,一包10支,米饭的价值又升高了。我对于汇率的波动极其敏感,因为我是大户,我甚至凭借个人的力量,影响汇率。我通常在1碗米饭可以换10支香烟的时候卖出米饭,在1支香烟只能换1碗米饭的时候买进米饭。一般来说,汇率大约5至6个星期波动一次。

  做战俘营里的“富翁”也挺让人头疼。首先,我得想办法把我交换而来的米饭,保存5天、10天,甚至更多的日子,保证它不变质,因为我所交换的米饭不一定都是未来的,有的时候是当天的。我要让自己的投资不受损失,必须保证当天交换而来的米饭的新鲜程度。在这个情况下,第二天把自己的手里的米饭卖掉或者吃掉就显得非常重要。为了保证成功率,我甚至用第二天的饭,交换下个星期的饭,甚至更长时间的饭。因为有些战俘会认为,他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或许可以讨到一些便宜,比如米饭会升值,就愿意接受这个下个星期的期票。当然,我如果觉得自己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之后能够获益,我就要收一些利息,比如说,我用这个星期的饭交换下个星期的饭和汤。

  其次,我得防贼。战俘营里的小偷不少,每当我手里的香烟积到六七十支的时候,我必须把它们藏好,确保下井工作的时候不被偷了去。小偷不仅偷香烟,任何可以用来交换的值钱东西,他们都偷,因为这些东西都能换来吃的。我睡觉的时候,通常把香烟藏在床头的褥子下面或者压在枕头底下。有时候,香烟会受到损坏,破碎或者变软,但是并不妨碍它实现交换价值。

  时间长了,总会有一些人无法兑现他们的米饭,他们抽了别人的香烟,只能把自己的基本口粮交给债权人。这样做的后果是,他们只能饿着肚子下井,很可能会送命。某些债权人采用强制手段逼债,如果这些债务人不偿还米饭,他们将受到殴打,或者其它折磨,由于理亏,这些倒霉的债务人往往被债权人剥夺食物。

  针对这种情况,我和马梅罗少校商量,由他颁布了战俘的“破产保护制度”,确保那些丧失偿还能力的人可以获得自己的基本口粮。其实这不是一种公平的制度,明显地偏袒弱者,而弱者很可能是无赖。欠债还钱,本是公理。可是这种近似于黑手党的制度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可,因为生命比财产重要,食物就是生命。另外这个制度的存在,也是对“富人”的一种保护,它的存在提醒他们在做生意的时候要选准对象。

  我们的“破产法”和通常的破产法有些差异。首先,破产者必须偿还债务,不可以有任何借口。这意味着他必须将获得的香烟全部偿还给债权人,直到债务了结为止。其次,如果他选择一天少吃一顿饭,将省下的那顿饭偿还债权人的话,债权人不得在他吃另外两顿饭的时候骚扰他。

  我们建立的非正规的“仲裁法庭”会定期在每个营房贴出告示,公布所有申请破产者的姓名和号码。然后,我们会安排债权双方谈判,并对他们的债务关系进行认定。一旦双方达成共识,我们将开出一张清单,写明某日的某一顿饭(早中晚三顿当中的一顿)由债务人偿还给债权人。如果一个债务人有几个债权人,那么在多方达成共识的条件下,明确归还顺序。为防止某些债权人使用武力,强行追讨债务,我们给债务人安排的大块头保镖,他会保护债务人安心吃饭。保镖立场公正,在规定的偿还期,他将对债务人进行监督,确保债务人将米饭归还债权人。

  久而久之,战俘营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哪些人是破产者。他们一般不会和这些破产者交易,因为风险太大,他不能通过任何手段,向破产者索取食物。逼破产者交出食物,在战俘营是绝对禁止的。

  在做了一年的交易人之后,我手上已经有了足够的香烟,足以交换一个红十字包裹里面的所有东西。我决定策划一次抽奖,奖品极其诱人:一个完整的红十字包裹。我要“收缴”伙伴们手上零散的香烟,让他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米饭去交换,让一些伙伴能够摄入的可怜的能量,不被别人占据。我知道要想凑齐红十字包裹里面的东西,只有找爪哇战俘。我专门到了他们的营房,放出风来,我愿意用香烟支付红十字包裹里面的所有东西。不到三天,一半东西就凑齐了。我花了整整一个月才收集齐红十字包裹的物品,总共支付了420包香烟。

  我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倒卖彩票,彩票是从一个日本矿工手里买的,绝对正规,正面是日文,背面是阿拉伯数字,战俘们没办法复制。每一张彩票的机会都是均等的,因为奖品是唯一的,但绝对是丰厚的,每一张彩票都有机会获得那个红十字包裹,一包香烟买一张彩票。我鼓励那些没有一整包香烟的人和他人合伙下注,也就是让他们把手里的烟凑成整包下注。

  兄弟们热情很高,每个人都知道,获得了那个红十字包裹,就等于获得了生存的机会。红十字药箱里的任何一件东西都是可以交换食物的硬通货,而且永远不会贬值,越往后越保值。

  抽奖在一个轮休日举行,拥有彩票的兄弟们悄悄地聚到食堂,吃午饭的时候抽出了那个号码。那个幸运儿兴奋得跳上了饭桌,他大声叫道:“感谢上帝,我有机会活下去啦!这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二次胜利,第一次是被征兵!”

  我大赚了一笔,通过卖彩票得到了675包香烟,净赚205包。兄弟们手里的香烟基本上被我“收缴”上来了。我给了休利特医生一百多包香烟,让他分给生病的兄弟们。我又分了一些香烟给好朋友们,还送了一些给厨房的人,剩下的作为交易的资本。

  我还拿出一部分香烟给10个在厨房帮工或者做厨师的兄弟,他们全都眉开眼笑地接受了。晚饭时,他们让我敞开肚皮吃,米饭和汤管够。我觉得整件事棒极了。我一个劲地猛吃,突然下颚剧痛。我赶紧把嘴里的食物吐出来,跑到休利特医生的医务室。

  幸好休利特医生在。他让我张开嘴,看了一眼,告诉我有颗牙坏了,我必须到镇上找个牙医看看,因为他手头没有手术的器械。我疼得一夜没睡,为了减轻疼痛,我找了块布,死死咬住。

  第二天一早,我刚要跨进医务室的时候,医生告诉我,他安排了一个日本兵开车送我去镇上,让我在外面等着。一个小时之后,一个看守开着卡车来了,15分钟后他把我送到镇上的牙医诊所。诊所破旧不堪,一点也不干净,我是第一个病人。牙医让我躺在椅子上,张开嘴,那张躺椅好像西方电影里出现的老古董。牙医只瞧了一眼,对我说:“把坏牙拔掉,好吧?”事实上,他根本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只是告诉我他将怎样做。这是很多医生的职业习惯,不过让我觉得放松。

  牙医把工具放在我前面的托盘里。他好像不准备给我打,他拿着钳子,二话不说,就伸到我嘴里,捏住了坏牙,用力一拽,坏牙脱离了牙床。锥心的疼,我的双手紧紧抓住了椅把,用力过大,指关节都变白了。不过一会就不疼了,那种折磨了我一夜的难以形容的牙痛一去不复返了。当时我又没有呻吟,又没有疼得大叫,我都记不得了。我只记得,他把坏牙送到了我眼睛前面,让我看。看着坏牙,我本能地感到很高兴。牙医对他的活很满意,他的脸上挂着欢畅的微笑。他把坏牙丢在垃圾桶里,对我说道:“问题解决了,你可以走了。”我立即从椅子上爬起来,向他深深鞠躬,说了一声“非常感谢”,转身跟在看守后门出了门。牙医也没有向我收钱,也没有跟看守要钱。

  乘卡车回到战俘营后,我被要求加入另一组下井挖煤。日本人不允许我休息,在他们看来,牙痛根本不影响工作,我没有权利休息一整天,等到第二天再归队下井。

  本文摘自《活着回家 : 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列斯特·坦尼著,重庆出版社2016年10月。